“独打鼓，独撑船” 父亲像一部“书”
采访时间：2014年2月26日 讲述人：肖军
父亲童年充满坎坷悲壮
肖靖甫，并不是父亲的原姓名，他原名叫蓝树荣。父亲曾跟我们提过改名大致的经过：大约是1943年后，他从部队转到地方公安系统工作，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化名保护自己，因此父亲改了姓名并一直沿用下来。靖甫是他选的名字，姓肖是为纪念一位曾救过他命的同姓老伯。
父亲是湖南华容县塔市镇人，1918年，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。坎坷与悲壮是父亲童年的写照。祖父靠租种地主土地度日，在父亲2岁的时候，祖父被地主逼债，压力过大，得了一场大病，无钱医治。可以说，祖父是被活活逼死的。祖父去世后，与父亲一同生活的两个叔伯哥哥，先后做了学徒，后来参加了桃花山的游击队。父亲的姐姐因家境贫寒，过早就出嫁了，家里只剩下母亲、父亲，还有他的一个小弟弟。不幸还在继续，父亲的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叔叔，在5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，也没了，短短几年一个完整的家庭分崩离析。
祖母、父亲，娘俩靠亲友接济度日。即使这样，我的祖母一个铜子掰两半花，仍供应父亲上学。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，面对生活如此坚强，又如此有远见。父亲生前曾跟我们讲述过这样一些温暖的场面，父亲上学来回要走二十里路，细心的祖母每顿饭都要给他加一个鸡蛋，而鸡蛋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，是换米、面用的。有一次父亲放学路上不小心绊在石头上，大脚趾甲都踢掉了，祖母就用茶叶、瓜瓤浸洗，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，背着他一圈圈在镇上转。尽管我们没有见过祖母，但是对这样一个对命运不屈服的老人，心中充满了敬意。
“独打鼓，独撑船”，父亲加入红军
到底祖母还是走了。在父亲11岁那年，祖母因病去世，父亲成了孤儿。那是他最潦倒的时期，有时住在姐姐家，有时东家住一个月，西家住一个月，吃百家饭，寄人篱下的滋味并不好受，真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孩子是如何撑下来的。也许这就是宿命的安排，记得父亲曾说，在他的弟弟去世那一年，祖母曾给父亲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父亲将来是要“独打鼓，独撑船”，意思是将来只能靠自己。短短几年，父亲身边的亲人相继离去，似乎也暗含了父亲若想改变命运，只能靠自己。
命运的转折点来自于第二年，也就是1930年。这一年红六军解放了塔市镇，许多年轻人踊跃参军，对于朝不保夕的父亲来说，跟部队走是一个绝佳的生存机会。父亲与我姑姑商量此事，姑姑起初并不想让她这个苦命的弟弟走这一步，因为参军就要面对战争，她不愿看到年仅12岁的弟弟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结果。但父亲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，打定了主意难以更改，就此父亲“被逼上梁山”，走上了征途。
参军时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当时父亲只有12岁，长得瘦小枯干，招兵的同志感觉他太年轻，不同意，父亲人小主意大，虚报了两岁的年龄，又说自己的两个叔伯哥哥同是军人，恳求对方留下自己。对方好奇问起父亲哥哥们的名字，其中还真有人认识。他们告诉父亲，一个哥哥在解放监利县时已经牺牲了。对方可怜父亲的身世，决定收下这个孩子。1930年七月，父亲加入了红军，“独打鼓、独撑船”的时刻开始了。
军旅一波三折，经历首长遇害 父亲在部队的生涯可谓是一波三折。1931年，时任红三军红9师师长的段德昌看到父亲人小鬼大，机灵勤快，很是喜欢，亲自点名父亲做他的警卫员。段德昌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的指挥员、军事家，曾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。1932年，由于他坚决反对时任湘鄂西边区主席夏曦所执行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因此在第二年的“肃反”中遭诬陷，被抓了起来。
据父亲回忆，夏曦曾让段德昌承认错误，段师长提出要承认错误有三个条件：一、巩固和创建根据地，扩大红军；二、执行毛主席路线，在有利条件下给敌人坚决回击，反对逃跑主义；三、派部分部队恢复洪湖根据地，因为丧失了洪湖，武汉就直接面临威胁。对此，夏曦一条也不承认，下令杀害了段师长，段师长死时年仅29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毛泽东主席为其亲属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《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》。对于当时亲眼目睹首长遇害的父亲，我想他是非常悲愤的，为其遭遇鸣不平。
1933年，父亲参加了湖南李县攻坚战和龙山攻坚战，随后还参加了湖北沙市的
对敌作战，曾两次负伤。1934年10月，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到了1935年9月，父亲成为红二方面军四师十团四连指导员。他在率连参加湖南永顺县攻坚战期间，因战功突出，被授予了“模范指导员”称号，而后任红二军二师团四师政治部宣传干事。
1935年长征期间，因空气稀薄断水断粮，不少人晕倒在地。父亲与四师十团总支部书记李杰良四处寻找粮食，后来居然真找到了，父亲用母亲留给自己的6块大洋交换下来，帮助全团（约几百人）走到了哈达铺，得以缓息。
险些丧命，被总指挥贺龙救下 更惊心动魄的经历还在后面。1935年，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，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，将队伍拉至西康。一天，父亲和战友陈盛银突然被五花大绑，关了禁闭。父亲闹不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。拷打、审问，多日后他才弄清，原来自己说了句“部队西进，不晓得前途会怎样，还不如北上去找毛主席”。这本是当时大家心里的由衷之言，却被扣上瓦解部队，欲逃跑的罪名，对方不容申辩，将父亲判处死刑。第二天早上，守卫给父亲送了一顿断头饭，拉出去马上就要行刑。就在这生死存亡时刻，可巧贺龙总指挥来到宿营地，贺老总本有别的公务，但看到被行刑的人不过是个十六七的红小鬼时，大吃一惊，连忙制止，然后老总与师保卫部进行交涉说：我不相信一个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会逃跑？就这样在枪口下救了父亲。当父亲得知是贺龙总指挥救下了他，泪如泉涌，他想见总指挥感谢救命之恩，但总指挥早已离开了营地。这也是父亲一生很遗憾的事，没有机会当面向贺老总致谢。
从士兵到干部，父亲从头再来 父亲命是保住了，但是受处分无法避免，他被解除了职务，开除了党籍。至此，他从营职干部降为士兵，直到1950年才彻底平反。其实早在1938年，晋绥120师就做出了取消处分并恢复党籍的决定，并下了通令，但父亲当时在游击区，战争条件下未参加会议，上级单位和他本人也未接到通知。
尽管父亲受了处分，成为普通士兵，但并没有影响他对革命队伍的忠诚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凭着自己的能力，从士兵成为干部。1938年5月，父亲重新入党，当年7月任晋绥军区第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四连连长、指导员，并带领全连参加了五台山包围战和岚县突击战。1939年又成为三五八旅新兵营教导员。1941年，父亲被晋绥边区政府公安总局选入中共晋绥分局党校学习。两年后，成为公安总局审讯员。解放战争初期，做过平鲁、大同、左云等县的公安局长，参加土改运动，后来重新回到部队，任晋绥军区八纵队六十七团政委、六十八团代团长，参加了西北解放战争和绥远战役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做过师政委，河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、河北省军区副政委、河北省军区顾问等职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父亲在受了处分之后，没有失去信心，在被冤枉的情况下，能够忍辱负重，一步一个脚印，顾全大局，靠自身努力重新获得认可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由此可见父亲的内心多么强大和坚强。
生活中的父亲严格教导我们 生活中的父亲对我们要求特别严格。平时他工作忙，顾不上照顾孩子们，但只要他在家，就会通过言行给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活习惯和人生观。
父亲要求我们学会节俭，不要浪费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，我们从小到大，碗里边的饭吃得特别干净，一粒米也不剩。我记得有一回吃饭，碗里面没扒拉干净，还被他训斥了一顿。这个习惯我们现在一直在保持。
对父亲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的是，他从来不让我们有一种特权感。父亲在省军区工作时，单位给他配用专车。他从来不让我们乘坐，即便是我们同路出门想搭个车也不行。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们：“车是工作用的，是国家给配备的，你们不能乘坐。”
父亲还非常注重我们的艰苦锻炼，记得当时家在保定，大哥有一次去北京，他让大哥步行走到北京，当时大哥也就十三四岁。父亲坚持让我们当兵，父亲说经历过部队的磨练，对以后的人生道路很有利。我们几个子女都有当兵的经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父亲的话非常有道理。
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，享年65岁。父亲这一生，曲折坎坷，这也造就了他坚强的信念。父亲就像一部“书”，值得我们细细地阅读、学习，只是他老人家过早去世，再也没有与他相处谈心的机会了，这也是我们子女们的遗憾。近日，遵从母亲的意愿，将父亲的骨灰从华北烈士陵园迁移到双凤山陵园红军墓园安葬。
真正是：少小命多舛，仗剑出湘关。投身革命路，四海扬征帆。机缘遇贺龙，枪下险生还。负重忍辱路，忠诚照青天。英雄多磨难，军魂代代传。
家史概括
父母双亡，肖靖甫11岁成为孤儿，历经坎坷的童年，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一切只能靠自己，肖靖甫在部队中成长、成熟，即便是身受错误对待，依然踏实工作。他用自己的能力证明，一个出色军人内心的无比强大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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